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有三个大家都熟悉的特征：行军多、打仗多、开会多。

关于“行军多”，有这样一个的说法：红军平均每天跑一个“半马”（马拉松全程42公里多，一半就是21公里）。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一个简单的算法，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用时一年多一点，每天的行程约34公里。

但这个算法略有争议，因为有人认为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用时应该是两年，这样算下来就只有日均17公里，不到“半马”。

长征有四支队伍，出发时间和线路各不相同，中央红军在中途又因张国焘事件而被迫分流，所以从全局来算这个行程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看一下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

在《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中，有一份详细的“红一军团里程表”。

表格记录的起始时间是1934年10月16日，结束时间是1935年10月21日，总用时368天，行程统计为18,088里，平均日行24.6公里，超过了“半马”。

这张表格还显示，红一军团在368天里有271天在行军和打仗，这样算的话，红军除休息外的日均行程是33.4公里。

好了，今天的主题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开会多”，之所以先讲“行军多”，是为了说明，这么多会其实是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的。

那么，中央红军这一路上开了几次会呢？

三个角度

长征中留有记录的会议有30多次，听上去远大于我们的一般印象。这是因为，有些会议是少数人参加的“中央负责人会议”，在长征史中往往不会被冠以“某某会议”。

通道会议之前，中央负责人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三位政治局常委（还有一位常委是项英，留在了苏区），以及博古、周恩来、李德的“三人团”；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增选了毛泽东；苟坝会议成立了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另外，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所以，负责人会议的规模在三到六人。

遵义会议

我们一般讲的长征中的会议，主要是指规模比较大的重要会议。这里面似乎也没有标准答案，有讲6次的、15次的、16次的、19次的…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整理为18次，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考虑。

第一个角度是会议规模，简单理解就是与会人数，形式上来讲即指所有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二个角度是历史意义，比如通道会议，并不是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但意义重大，必须罗列其中。

第三个角度是叙事完整性，比如白沙会议，是一次中央及军事领导人会议，但它在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另外，这18次会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懋功会师之前，第二阶段是懋功会师至中央红军单独北上，之后便是第三阶段。

这样，每个阶段的会议“基数”，也就是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数量是相对一致的，方便从规模上进行比较。

01

从通道到泸定

第一阶段从通道会议开始，到泸定会议，共10次会议。

分别是：通道、黎平、猴场、遵义、青杠坡、扎西、白沙、苟坝、会理、泸定。

这一阶段的核心无疑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都可以看成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遵义会议之后的6次会议，基本都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以遵义会议为主题的主旋律剧《伟大的转折》，即始于通道会议，结束于会理会议。

小杜把泸定会议也加进去，是因为它的决议之一，是委派陈云赴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成果，所以也属于这一系列的相关会议。

01

会议规模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10次会议的规模，其中有6次可以在百度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以下简称《党史辞典》）词条中查到具体名单，还有4次查不到或来源不权威，下表红色字体是一个推测数字，下文会说明。

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10次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三次，分别是遵义、苟坝、会理。

遵义会议自不必多说，与会人数有20人。

会理会议的规模只有10人，但也是明确的扩大会议，一半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半是军事干部。

苟坝会议比较复杂，《党史辞典》词条中没有提及它是扩大会议，王树增的《长征》中也没有提及。但王朝柱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和程中原的《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中都明确提到是政治局扩大会议。

另外，在百度的“苟坝会议会址”词条中，提到与会人数有20多人。

我个人的分析，根据当时的情况，苟坝会议应该是扩大会议。

苟坝会议会址

一方面，遵义大捷后战事稍息，红军得到了十几天的休整期，所以有条件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长征里开会往往要看是不是在休息期。

另一方面，周恩来在3月11日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说服大家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是要改变前一天刚得出的政治局决议，所以，召开扩大会议符合常理。

5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10次会议中有5次是政治局会议（表中黑色字体），分别是：黎平、猴场、青杠坡、扎西、泸定。

长征中，在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政治局委员有6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其中博、张、周是常委，遵义会议后增选了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有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扎西会议是1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最齐的一次。其次是猴场会议，除凯丰外的9人参加，外加李德。黎平会议是8人，凯丰和邓发没有参加，李德因为生病也没参加。

青杠坡会议发生在土城战役，《长征》中提到，这是长征中“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另外，《长征》中对泸定会议的定义也是政治局会议。

2次中央及军事领导人会议

《党史辞典》中对通道会议的定义是：中革军委紧急会议。

从参加人员来看，符合中央及军事领导人会议的特征：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

这七人中，“三人团”到齐，三位常委到齐，中革军委三位领导也到齐，唯一例外的是当时没有实职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这个重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白沙会议的百度词条（非党史辞典）显示，参加会议的有六人，名单就是上述七人减去李德，所以也是中央及军事领导人会议。

02

从通道到泸定

下面整理一下这10次会议之间的关联。

通道会议发生于血战湘江后不久，讨论的主题，就是毛主席的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兵”。

主席并不是到了通道才提出“转兵”建议的，第一次提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前，不过当时提的是重回井冈山，然后，在过湘江前的道县和文市，主席又连续提出“转兵”，建议的目的地是湘中。

到了通道会议，主席的建议终于被正式讨论了，多数人表示同意，但博古和李德反对，所以没有形成决议。

通道会议

“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集团，只要博古、李德不同意，“转兵”就实现不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开会，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博古虽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但在组织原则性方面没有大问题，所以他同意了，这便有了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李德没有参加，因为他生病了，但增加了政治局委员陈云和候补委员刘少奇。李德在不在，对政治局形成决议没有影响。

会议很顺利，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原计划，向贵州转兵。

同时，王稼祥在黎平会议还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在军事上的经验教训。这个时机后来出现在了遵义。

黎平会议

李德对黎平会议的决议是相当不满的，当周恩来把“决定”拿给他看时，李德对着周恩来勃然大怒，一向沉着稳重的周恩来也拍了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落了下来。

既然李德不拿政治局决议当回事，那就，继续开会。

猴场会议是毛主席建议召开的，目的就是“坚决遏止在政治局集体作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

李德参加了通道会议，另外又增加了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

会议基本就是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战略方针，并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之后便是一渡乌江。

简单小结一下：通道提出“转兵”思路，黎平作出“转兵”决定，猴场确定“转兵”后建立黔北根据地，一步步“走向”遵义。

猴场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意味着，“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限制了，同时，青杠坡会议也“诞生”于这个决定。

猴场会议后不久便是遵义会议，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不细说了。

遵义会议，沈尧伊作品

遵义会议增选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正式取消了“三人团”。军事指挥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主席则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离开遵义后，按会议决议北上，计划入川建立川西根据地，但在土城遭遇了一场恶战。

于是就有了“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青杠坡会议。

青杠坡战斗遗址

当时的军情非常紧张，按常理应该是军事领导人临机决断才对，但因为猴场会议的决定，这个时候要改变红军的进军计划，就必须开政治局会议。

好在会议的效率很高，当晚开会，当晚下决定，当晚撤出战斗，向西一渡赤水。

我没有查到与会者名单，推测是6到10人。在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围坐着开会的有11人，也就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齐了，再加总参谋长刘伯承。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红军从土城西进后，仍打算从叙永一带北上，但未能攻下叙永城，只得再次撤出战斗，向云南的威信和扎西转移。

扎西会议的时间是2月5日至9日，但并不是像遵义会议那样坐下来连开三天，而是走走停停的系列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所有10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了扎西会议。

会议的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总负责人的权力，接替者是张闻天。这事发生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所以有些文章中会提到“鸡鸣三省会议”，这应为扎西会议的一部分。

第二个重要事情是完成了《遵义会议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所以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政治局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调头向东，二渡赤水，回遵义。

2月15日，中央纵队来到古蔺县的白沙镇，这里离赤水河只有50多公里了。红军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白沙会议，并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这份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有毛主席的行文特点：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承上，就是主席对土城、叙永作战失利的反思：红军不能再打自己不擅长的阵地战和攻坚战了。白沙会议提出了红军军事思想由“阵地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上面那段话，核心思想就是“运动”。

启下，就是苟坝会议的“打鼓新场之争”。

苟坝会议会址

我们来看苟坝会议时王稼祥的一段发言，来源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我仍然坚持主张发起打鼓新场战役。一、自长征以来，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一直打运动战，红军指战员十分疲劳；二、既然绝大多数同志力主打这一仗，说明就有胜利的把握。

从这段发言，我们可以大致揣摩出，毛主席为什么会有“辞去前敌政委”这样的激烈反应。

首先，觉得运动战太苦太累，这是与白沙会议的军事思想相冲突的。

其次，从青杠坡到苟坝，政治局对具体军事决策的干涉越来越多。青杠坡会议还情有可原，毕竟是改变红军的既定行军方向，但打鼓新场之争只是一场战役的抉择，却也要政治局来投票表决。

所以苟坝会议在长征中是非常重要的，最终产生了由周恩来、毛泽东 和王稼祥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实现了民主集中。三渡和四渡赤水计划的顺利落实，也建立在苟坝会议的基础之上。

以上八次会议，是在三个月内完成的（1934年12月12日至1935年3月11日），这是长征中会议“密度”最高的一段时光，重要性也最高。

有些文章讲长征的六次重要会议，即上述会议中除了青杠坡和白沙的六次。

两个月后，5月12日，红军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发生在巧渡金沙江之后，强渡大渡河之前。

长征的线路从整体来看，是一条“大曲线”，其中“转弯”的地方在云贵，会理好比是完成“转弯”后，北上的起点。

电视剧《长征》

会议的“导火索”，是林彪给中央的一封信，认为部队行军太多，走了很多“弓背路”，不走“弓弦”。为此，林彪还要求撤换军事指挥。

会理会议也是知名度较高的长征会议之一，大家比较熟悉，本文不展开了。只说一个小杜的个人观点：从白沙到苟坝再到会理，有一个主题是贯穿这三次会议的，那就是红军的运动战，换言之，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运动战歼敌可以说是共产党部队的致胜法宝，到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亦是如此。

那么，国民党军为什么不以优势兵力和装备，和解放军对打“运动战”呢？一方面，是因为战略思想的局限，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因为做不到，明知道好，但国民党军执行不起来。

运动战不仅对指挥员的领导组织力和战斗员的意志品质有很高的要求，对后勤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国民党军中或许有能打运动战的良将，但部队的纪律性和组织度远不及解放军，更重要的是，没有群众基础，根本无法在运动中完成高效且低成本的后勤保障。

关于老百姓支前的油画

以上三点国民党军没有的优势，解放军都是从红军身上传承下来的。

首先是培养了大批良将，有一句话叫“红军不下校”，意思是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指挥员，最低军衔也是少校。

其次是发动了群众，所以说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

最后就是锻炼了队伍，解放军的高组织度和高纪律性，始于红军和长征。

这其中，就有白沙、苟坝、会理这三次会议打下的“基石”。

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次会议，是飞夺泸定桥之后的泸定会议，时间是5月29日。

会议有两个决议，一是红军北上翻越夹金山，另一个是陈云赴上海。

02

从两河口到巴西

从1935年6月14日懋功会师到9月9日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这个阶段一共开了5次会议。

根据前文提到的“红一军团里程表”，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行军打仗天数最多的月份是1935年4月和5月，分别是30天和27天，也就是转战云贵的那段日子，几乎是一天都不停。

而行军打仗最少的月份是7月和8月，分别是10天和14天，也就是懋功会师之后。

所以这段时间召开的会议，是相对比较从容的，再加上两个方面军会师后领导人基数变大，这五次会议的规模相比于上一阶段，都比较大。

两河口会议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有16人参加。10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了（少了陈云，增加了张国焘），另外6人是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

《长征》中，没有提及两河口会议是扩大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上午9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了，史称“两河口会议”。

但在《红军长征史》中，明确提及：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

两河口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便是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会开得比较顺利，到中午就结束了，张国焘也发了言，但没有坚持反对北进。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红军开始北上后，于7月初来到了芦花地区，这意味着红军已经从长江流域进入到了黄河流域。

7月9号，发生了一件事，“中共川陕省委”向中央发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并增设军委常委。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非同寻常。

种种迹象表明，张国焘开始“要权”了。毛主席说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这句话，即在这段时间里。

7月18日，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常委们事先讨论的结果，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接任，陈昌浩进入了军委常委。红军总司令仍为朱德，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

这个调整其实离张国焘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但会上他是少数，所以只能表示“基本赞同”。

注意，这个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发生于芦花会议，而是芦花会议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是中央领导人会议。

芦花会议是在7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主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具体内容不展开了，芦花会议的意义是：对增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细品一下，芦花会议其实是给张国焘“敲警钟”的，但并未达到中央所希望的效果。

芦花会议会址

这次会议徐向前也参加了，这是他和多位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了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在《红军长征史》中，芦花会议也被定义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沙窝在毛儿盖地区以南，政治局在这里又开了个会，时间是8月4日至6日。某种意义上，这个会可以说是芦花会议的延续和“翻版”。

首先，开会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其次，芦花会议是先解决组织问题，再讲团结；沙窝会议是先讲团结，再讨论组织问题。

沙窝会议的第一天，讨论的仍是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等历史问题，然后强调了两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决议。

第二天，开始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的建议，要增补红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人…这个提议自然没有被通过，但最后增补了陈昌浩和周纯全两人。

沙窝会议会址

此外，沙窝会议还有一个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芦花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的部队番号进行了整编，并决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而沙窝会议时，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作出了“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决定，周恩来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如果结合即将在9月份发生的突发事件来看，这个决定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

沙窝会议的前一天，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把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朱德、刘伯承及原红五、红九军团随张国焘部在左路军；毛主席、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在右路。

沙窝会议后，两路人马即开始分头行动。8月15日，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北上，但张国焘部走的路线离右路军越来越远，北上变成了西进。

于是，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有12人参加，但政治局委员只有4人，其中包括刚增选的陈昌浩。张国焘和朱德自然不能参加，周恩来也因为重病无法到会。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其实就是两河口会议决议的补充和再次强调：以右路军为主力北上，左路军应向东跟进。

毛儿盖会议会址

至此，与“北上南下之争”有关的4次会议开完了，讲了团结，作了让步，有了决议。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北上穿过了松潘大草地，于8月底攻克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包座战役取得胜利后，张国焘似乎略有触动，在9月1日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只走了三天，张国焘就以无法渡过噶曲河为由，命令部队返回阿坝。

9月2日的时候，政治局在诺尔盖县的巴西召开了会议，当时左路军已经东进，还没回头，所以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着眼于未来。

简单来说，红军一路走到现在，已经非常疲惫了，思想上和纪律上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巴西会议是整军会议，和这阶段的前四次会议主题不同。

03

从俄界到吴起镇

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张闻天等人紧急磋商，决定率中央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12日，政治局在甘南的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与会人数达到了21人，是长征历次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主要有以下三个决定：

一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定了性。但俄界会议时因时间紧迫，这个决定在会上只是原则通过，张闻天开始起草决定是在到达哈达铺之后。

二是将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三是改变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建立陕甘根据地的决定，改为用游击战来打通国际联系。这是个无奈之举，因为陕甘支队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力。

俄界会议会址

会后，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7日攻克了天险腊子口，18日到达哈达铺。

毛主席在报纸上获知了陕北有红军的信息，于9月20日临时召开了常委会议，提出了“落脚陕北”新方向。

这个提议在9月27日的榜罗镇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得以明确，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决定迅速北上并落脚陕北。

哈达铺会议和榜罗镇会议，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但在流程上，“落脚陕北”这个决策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

10月22日，政治局在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召开了扩大会议，当时周恩来已病愈，陕甘支队中的4名政治局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长征胜利达到陕北》赵域

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明确提出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

吴起镇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