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高采烈”
自建国以来直至1957年上半年，那段时光堪称难忘，物资丰富，物价稳定，社会治安井然有序，各行各业蓬勃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党群关系亲密无间，党的各项指示，皆能得到全国上下的积极响应。
1957年春，毛泽东主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两句蕴含着浓郁艺术气息的话语，本身就极具吸引力，“百家争鸣”听起来多么悦耳，“百花齐放”又显得多么绚烂。又有哪个——尤其是知识分子——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呢？
伴随着“双百”方针的颁布，党再次提出整风运动，倡导“百家争鸣”，鼓励大家为党建言献策，助力党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份倡议怎能不令人热血沸腾！
在这热烈的气氛之中，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全体成员齐聚一堂，正式宣布“鸣放”活动的启动。会场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营造出一片和谐而轻松的氛围。尽管发言者们纷纷举手发言，但言辞之间的“火力”却并不猛烈，而且大部分内容与本单位关联不大。
▲彼时年仅18岁的徐光耀，肩负重任，担任河北宁晋县大队的特派员。
樊斌火力最强。樊斌并非创作室的正式成员，自幼便以乞讨为生，直至他来到八路军阵营。在那里，同志们劝他放弃乞讨，投身军旅，因为共产党旨在为穷苦人民谋求翻身与解放。于是，樊斌毅然丢弃了讨饭的棍棒，成为一名稚气未脱的“红小鬼”。他凭借坚韧不拔，从卫生员职位一路晋升至军医，同时也在文化修养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在进军西藏的征途中，目睹无数战友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樊斌深受感动，遂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雪山英雄》，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他并未因此而满足，继续努力，又构思了一部新的中篇小说。
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
“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位同仁均需提交一篇“鸣放”文章，旨在将您已发表或未尽的见解以文字形式呈现。此非请求，乃是一项不容置疑的严令。各位作家，自选题目。
我急不可待地说：“我该如何下笔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我其实并无异议……”
虞棘不等我说完，便摆手摇头。“不是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必须执行的死命令。无论有何异议，每个人都必须提交文章，绝无例外。”
▲青年徐光耀
坦白讲，自从入伍至今，这尚是首次听闻“死命令”。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神圣职责，那就自行设法应对吧。
绞尽脑汁后，想起部长陈沂。陈的领导风格，我向来觉得带有几分家长式的指导，而社会上不时显现的文艺教条主义倾向，亦使得诸多作品趋于模式化和概念化。这些所谓的“公害”，无不潜藏着将文艺与民众隔阂的风险……就这样，思绪逐步展开，一点一滴地积累，终于完成了那篇文章，题为《海阔凭鱼跃》，副题为《对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一些粗浅见解》。为了腾出时间撰写长篇作品，我匆忙校对后便草草发出。
过了不几天——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了八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若我稍微世故些，或许能够避免这次的失误。毕竟，征兆已显现，足以引起人的警觉。那时，侯金镜莅临我所居的大耳胡同，在讨论《文艺报》内部状况时，他言语间流露出的情感显得复杂而深沉。
“此番，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等人恐怕将遭遇不测。他们言辞中屡次越界，至今势头不减，若继续如此，难免会遭遇挫折。”
我不禁感到焦虑，便追问：“为何不提前提醒一下，给予他们一些帮助？”
侯说：“不对，你这么一说，他们会在会议中对你进行指责，声称你是在破坏‘鸣放’的氛围。”
继而，他亦欲一抒己见，然张光年却未允。于是，侯将拳头收至腰间，言道：“张光年需保留我这‘拳头’，待到关键时刻方能派上用场。”我懊悔不已，当年过于自负，盲目无知，以至于对于那显而易见的“引蛇出洞”的警告，竟未引起丝毫重视。
我时常回想，虞棘此君，向来行事谨慎且厚道，颇有山东大汉的气概。尽管我们并非深交，亦无任何私人恩怨，他究竟是从何途径学会使用“死命令”这种手段的？若是称之为“恶作剧”，虞棘似乎并不像是那种人；倘若认为是支部刻意为之，那魏巍与胡可同时中招，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均能挥毫写出“鸣放”类文章。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直至1977年，偶然间获得宝书五卷，研读完毕，方始豁然开朗。“目前‘右派’的攻势尚未触及顶峰，他们正欢欣鼓舞……我们需暂时容忍他们的嚣张，让他们继续走向极致。他们越是猖獗，对我们便越有利。”《毛选》第5卷425页原来如此。
人民战争之海
“人民战争的浩瀚汪洋”，自“反右”运动兴起后，遂成为大小报刊上屡见不鲜的用语。此言所指，即各类“右派”分子尽数沉沦于“大海”之中……
“反右”开始，樊斌，那句“要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的豪言壮语，自是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可怜那位幼小的乞儿，遭受了三十余人轮番的恶语相向。起初尚可勉强视为“出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场面愈发混乱不堪。不久，言论迅速转向了对党的深切仇恨，他们疯狂地发起对党的猛烈攻击。
与会者大多历经战火锤炼，性格中的原则性原本坚如磐石，竟无人，包括我，觉得有何不妥之处。悲剧如同流水般“顺畅”且循环往复。在这样的环境中，性格朴实且沉默寡言的樊斌，无言以对，唯有低头认罪，不久便融入了这种氛围。最终，党籍与军籍一同被剥夺，头顶“右派”的标签，我被遣送至云南的麻风病院接受“改造”。
军外大舞台
“人民战争”的烽火愈发炽烈，地方上的“反右”浪潮亦迅速蔓延至军队。一日，创作室（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受命前行的党员干部，肩负使命，参加全国作协举办的“党组扩大会议”。
我当时真是愚昧至极，对“扩大会议”一无所知。直到大卡车驶至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前，有人喊出“丁玲到了”，我急忙询问：“她在哪里？”对方手指着说：“就是那里。”
果然，陈明（丁玲丈夫——编者注）伴着戴着墨镜的丁玲，脚步踉跄地徒步而来。我连忙跃出车厢，快步向前，伸出双手欲搀扶丁玲，口中喊道：“您好！”然而，丁玲面色凝重，默不作声，并未伸手；而陈明的眼神中则流露出一丝惊慌与疑惑。这才让我忽然意识到事情似乎并非表面那样简单，急忙转身返回创作室的队伍，与她笨拙地一同走进了大楼。
全国作家协会党组的扩大会议，其场地安排在了二楼圆柱形的大厅之内，这里桌椅的摆放略显随意，并未形成明确的主席台布局。靠近东侧墙壁处，摆放着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便常常聚集在此进行会议。就整体风格而言，这里洋溢着一种散漫而自由的民间气息。在主持人行列中，最为活跃的成员，无疑是周扬赞誉有加的“大功臣”——刘白羽，以及邵荃麟和诗人郭小川等众多才俊。莫名的，周扬独自坐在了一个角落，若非他偶然间发言，我几乎以为他并未到场。丁玲与陈明并肩而坐，共用一张“课桌”，而陈企霞则独占一方。其他几位面容略显愁苦、低头不语的人，诸如冯雪峰、艾青等，也分散坐在各个角落。
▲方纪
今日，抢得发言风头的乃方纪。彼时，他担任天津作协的要职，正值壮年，身材魁梧，口才了得。他那洪亮的嗓音，辅以有力的手势，极大地增强了揭露问题的震撼力。他言道：天津文艺领域的“反右”运动取得显著成效，与陈企霞关系紧密的××已坦诚认错，并揭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重大反党阴谋”。说：丁玲拟在即将举行的文代会上“公开发表退出作家协会的决定”，此举令人不禁“寒意彻骨、毛骨悚然”，实乃“撕裂全国文艺界团结”的恶劣阴谋！
我愕然失色，心中一片混沌，脑袋中嗡嗡作响，但还未至魂不附体的地步。稍作停顿，随着新奇与震颤的感觉得以缓和消散，我的感官突然变得异常敏锐。在方纪逐一陈述事实之际，涉及的人数之众，令我深感震惊。模糊记得被点到过名。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棐、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提及陈企霞时，更有一百余名学子追随其后。稍等片刻。丁玲与陈明，身为案件的核心要犯，这一点自是显而易见。该发言所具有的震慑力，实非同日而语。
在“反右”运动推进至现阶段，点名已演变成一种诱敌深入的策略，甚至成为了“罪行”的直接证据。方纪的发言，无疑将会议的紧张气氛推向了新的高度，正如他本人所言，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发言。紧接着，郭小川的发言更是将点名的手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郭小川同志素来为人称道，声誉犹存。然而，在批判冯雪峰之际，他的言辞初出便令人咋舌。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这一串名字，汇聚了那个时代文学界的璀璨星辰。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被冠以“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等标签，其政治立场模糊，思想倾向反动。有说法称，冯雪峰自“左联”时期起便与这类人物形影不离，他们共同表达对党的不满，与党产生对立，甚至参与极端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倘若雪峰如同一般干部般，携此社会关系清单洽谈事务，我料定任何机关都将不敢接纳。”此言自是极妙，但若将此“标准”稍加推衍，进而加以类比……不禁令人心生惶恐，不敢继续设想。
冯雪峰与胡风趁鲁迅病榻之机，利用其病弱之躯，那些至关重要的文章正是在鲁迅病情严重，甚至无法言语之际得以发表。这行为实在太过分，既无理又荒谬。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为郭小川同志悲痛欲绝的情感！
丁玲，每次会议的必到嘉宾，始终与陈明并肩而坐，共度会议全程。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指责、侮辱、贬低与羞辱。她的痛楚，她的忍耐，她的无处容身，这一切的悲苦，我笔尖难以尽数。
▲丁玲
昔日的她，作为延安来的杰出作家，斯大林奖金的得主，曾被誉为“昨日之文小姐，今朝之武将军”。然而，时光荏苒，她却骤然间沦为“反党阴谋家”、“野心家”以及“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遭受众人当面的指责，被斥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甚至被比作“凤姐儿”、“奸臣”。
在一次会上，我目睹许广平怒指冯雪峰的面庞，斥责他“心怀叵测”“毫无廉耻”，情绪激动到几乎泪流满面，痛斥道：“鲁迅当时正重病在身，而你却一味地絮叨，增添他的烦恼，直至深夜仍不罢休，你究竟有何居心？”……
似乎冯某拜访鲁迅先生，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冯雪峰那只搁在桌上的左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那苍老而惨淡的面容，胀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位年逾五旬、身形佝偻的老人，曾执掌“左联”，历经长征洗礼，遭受过上饶集中营的磨难，受党派遣负责鲁迅的接洽，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他怎会料到，竟在瞬间沦为众矢之的，背负“右派”恶名？
▲冯雪峰
人们坚信，审视许广平的一生，她无疑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名坚定志士。不仅如此，其他受邀的党外文学巨匠们，亦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昔日，他们以德行为本，恪守名节，绝无妄言妄语之嫌。然而，时至今日，他们却随波逐流，投身于那些或许连自己都难以辨明的所谓“批判”之中，捕风捉影，随意加之“帽子”。
有人言，我国文人自古便存一弊病，每逢遭遇“黑手高悬，霸主鞭挥”的逆境，往往轻易堕入卑劣不雅之境，进而导致人格分裂，神智昏乱，理性与良知陷入混乱。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密集之地，更是如此。整治他人者亦自受其害，受害之人亦反戈一击，彼此之间相互诋毁，互相咬噬。当一切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时，甚至相互欺诈，自相残杀。作家唐瑜说得好：宛如中世纪罗马竞技场的残酷场景，奴隶们相互搏杀，以供奴隶主观赏取乐；他们相互残杀，只为求得一线生机，苟延残喘。话虽苦，情形如此。
老舍独树一帜。老舍先生的演讲充满独特的个人魅力，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他那幽默、犀利、坦率的风格。虽看似是在批判丁玲、陈企霞，实则其中蕴含着许多言外之意。他坦言：“我早已预料到，有人对我并不十分尊敬，甚至认为将我推举为协副主席，是对我的过分抬举。然而，我始终坚持，那并非过誉。”
▲老舍和家人
随后，他提及了在重庆期间，如何从国民党手中拯救作家并帮助他们的事迹，接着反问自己，“我并非在此炫耀，真正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是否曾以此作为筹码，争取成为作协副主席？答案是没有！我在重庆曾团结过众多作家，这使我有资格担任作协副主席。我并非追求权势之人，我不会向领导吹嘘自己，只愿担任副主席一职。”
他强调了对民间艺人的尊重，呼吁助力戏剧与曲艺的繁荣，并对侯宝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最终，他归结于“团结”二字，并以此为目标努力实践。“愿人人摒弃猜疑，远离虚伪，打破狭隘之心”，“让真诚的话语流淌，摒弃背后窃窃私语之态”。
他的话语，虽不足以震聋发聩，却也显得异常突兀，不合时宜。掌声似乎已经模糊，但每个人的精神都为之振奋。老舍，毕竟还是那个老舍。在如此会议场合发表那番言论，也难怪他最终会选择跳入德胜门外的太平湖。
若深入思考他的言辞，其中确有不寻常之处，部分内容似乎触及了党的机密。在会议上，常有人指责冯雪峰等人向党外人士“透露机密”，那么，究竟是谁向老舍透露了这些秘密呢？然而，当时无人去深究此事，这无疑更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
“花絮”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
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玲）、陈（企霞）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大笑。
▲艾青、高瑛夫妇
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
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这个“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后，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陈企霞所交代的“比××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这就是他与那女人的“密室”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
▲陈企霞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
“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
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乍一听，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
▲徐光耀夫妇
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了，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他的发言便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
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白桦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儿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嗫嚅呜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犀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要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
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黄宗江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
“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
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黄家七兄妹合影。前排左起：黄宗英、黄瑞华、黄燕钰；后排左起：黄宗洛、黄宗江、黄宗淮、黄宗汉。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
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便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
“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
▲黄胄（前右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和西北军区的战友、画家王天一（后右一）、摄影家杜修贤（后中）等人。
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太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鄙人写此一段故事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作者简介
徐光耀，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雄县，作家，笔名越风。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120师特务营战士，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除奸科干事、技术书记，解放军第20兵团野战新华分社记者，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保定市文联编辑，河北省文联、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河北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省作协第三届名誉主席。代表作有《平原烈火》《小兵张嘎》。2001年，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24年11月，获第37届金鸡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电影）。2025年1月，徐光耀当选2024“感动河北”年度十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