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继而在赣南与闽西地区建立了根据地。自此，这片覆盖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红色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仅成为了红军最大的根据地，更是最为关键的战略基地。

彼时，这片土地被誉为中央苏区，同时亦汇聚了全国最为强大的红军力量——红一方面军。

然而，与此同时，鉴于中央苏区紧邻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广东、浙江等省份，其不仅占据战略要冲，更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统治区域构成了直接威胁。

自根据地成立伊始，便遭到了蒋介石及其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阀不遗余力的围攻与剿灭。

自1930年中央苏区成立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踏上长征之路，短短四年有余的时间里，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围剿战役便高达五次，调集的兵力亦超过百万之众。

在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其人口数量仅三四百万。因此，为了有效抵御敌人的围剿并壮大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不得不持续保持一支超过十万的红军力量。

换言之，鉴于中央苏区有限的农业生产和微薄的经济收入，必须维持十万大军及众多脱产干部的生活，其面临的经济重负，不难想见。

赣南、闽西等地，山地连绵、土地贫瘠，仅凭农业产出根本无法满足十万大军的生活需求，即便竭尽所能地捕捞，亦难以实现自给自足。

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十万大军，并屡次挫败敌人的重兵围剿，其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与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在钨矿生意上的紧密合作，这无疑功不可没。

自人类首次发现钨，它便在工业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科学家们揭示了钨对钢材性能的决定性影响后，钨的地位更是跃升至战略金属之列。

融入钨元素的钢铁，呈现出非凡的优异性能，因而，作为至关重要的战略金属和战略资源，钨矿始终是各国争相进口的焦点。

特别是在希特勒掌权后的纳粹德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国家不遗余力地投入大规模的武器制造，其中钨这一战略金属，却成了德国最为稀缺的资源。

当时，我国南方地区发掘的钨矿资源，使我国迅速跃居世界钨业市场的核心地位。根据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我国钨产量已占据了全球的六成以上。

在民国时期，中国正面临着军阀割据的局面，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钨矿的出口贸易，成为了蒋介石及其所辖产矿地区军阀获取重要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陈济棠为例。

1933年五月，陈济棠特地邀请纳粹德国国防军在华代表汉斯·克兰，于广州悄然缔结了一项秘密的易货协议。

当时双方商定，陈济棠将以我国原材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总金额达到2亿马克之巨。在此基础上，陈济棠与纳粹德国续签多份协议，涵盖德国协助其在广州建设兵工厂、在广东铺设铁路、以及打造现代化码头与船坞等多项内容。作为交换，陈济棠付出的主要代价之一，便是德国迫切所需的钨砂。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亦与德国达成了一项易货贸易协议——《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该合同与陈济棠所签订的协议几乎如出一辙。

显然，随着我国钨矿的发现以及世界各国对钨矿需求的迫切，我国钨矿的出口业已逐渐演变为众多军阀获取丰厚收入的途径之一。

在我国南方诸多钨矿产出地中，江西南部地区以其丰饶的钨矿资源而独树一帜。据当时国民党进行的统计，赣南的钨矿产量竟高达全国总产量之七成。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红军成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随之而来的是，相当数量的赣南钨矿落入了中央红军的控制之下。

钨矿出口，当时被视为一本万利的商机，一旦生产出来，便无需担忧销售问题，其价值更是高昂无比。

中央苏区四面环敌，既无海港，亦不临海。在这种困境中，如何将苏区生产的钨砂销售出去，便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然而，那时，由于敌人从经济、军事、政治等全方位进行围剿与封锁，中央苏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

尽管其他物资尚能勉力维持，然而，对于维系人体生命至关重要的盐和油等必需品，由于蒋介石的严格封锁，根据地遭遇了极为严峻的困境。面对这种原油供应的极度匮乏，根据地只得采取盐油公卖的措施。

每日每人限购三钱，五口之家则需购买一两五钱，此例可推及各类家庭。然而，购买时务必出示凭证，若凭证遗失，需繁琐手续方可补发。在距离赤区较远的地方，购买时可适当放宽，一次性可备足三日的用量。

民间的情形如此，红军的状况亦无甚改善。彼时，由于食盐的短缺，红军战士们被迫以辣椒粉和萝卜汤替代食盐烹饪菜肴。长此以往，众多战士的身体健康遭受影响，出现浮肿之症，甚至染病在身。

鉴于红军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极为严峻，且军事突破难以即刻实现，中央苏区决定转向与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些追逐高额利润的商人展开合作。在此过程中，南天王陈济棠成为了最大的合作伙伴。

陈济棠，乃国民党之资深元老，自中原大战之后，实则已掌控广东一地，坐拥军政大权，被誉为雄踞南方的南天王。

因此，为了维系自身的权力与势力范围，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尽管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区域坐落在陈济棠所管辖的广东境内，然而，面对蒋介石不断施加的压力，要求围剿红军，陈济棠却显得并不热衷于执行这一任务。

鉴于陈济堂的判断，广东地处沿海，红军虽势不可挡，但大规模对广东发起攻势的可能性实则微乎其微。因此，尽管陈济堂对其统治范围内的共产党始终态度强硬，未曾手软，然而对于进攻中央苏区一事，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消极态度。

尤其是陈济棠洞悉中央苏区的存在，事实上阻断了蒋介石主力部队通往广东的路径，且意识到与中央苏区合作可从中获利，他对剿共一事的积极性便愈发低落。

陈济棠所管辖的广东亦产钨砂，然其产量与赣南相较，差距颇大。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所统计，1929年，广东钨矿产量达3582吨，而1930年则降至2433吨。

鉴于广东钨矿的产量根本不足以满足陈济棠与德国签订的钨矿出口协议，赣南钨矿始终是陈济棠最为关键的钨矿供应基地。即便红军占领赣南，这一地位亦未发生任何变化。

自中央苏区成立以来，该地区便陷入了极为棘手的经济困境。与此同时，陈济棠为巩固其割据地位，亦迫切需要通过钨矿出口获取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的利益交汇，达成了一致。

不容忽视的是，陈济棠并非善类，尽管他迫切需要赣南钨矿资源，但若能直接掌控赣南，所获利益岂不更加丰厚？

因此，陈济棠亦曾派遣粤军加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意图击败红军并占领赣南。然而，中央红军最终挫败了这一企图。在意识到武力手段无法达成其目的后，陈济棠不得不转而寻求其他途径，最终选择了与红军展开合作。

红军对钨矿的重视也很早，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就专门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钨砂公司，其目的更是极为明确：

成立钨砂公司，就是为了领导中央苏区的钨砂生产，多产钨砂，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完成内根据地的钨矿的开采、生产、运输之后，销售就成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当时，中央苏区在江西、福建等省份的多个区域设立了贸易分局。其中，位于赣县江口的江口对外贸易分局，鉴于粤军此时驻守赣南，迅速崛起成为中央苏区对外贸易中的关键分局。

江口分局，钨矿为关键贸易物资。

那么，在长达四余年的中央苏区阶段，根据地生产了怎样的钨砂产量，而与陈济棠联手进行的钨砂交易又实现了多少经济效益呢？

鉴于战事频仍，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利而丧失，加之长征途中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关于中央苏区钨矿产量及其贸易价值的详实数据资料极为匮乏。

然而，时任赣东北苏区最高领导人的（后叛变）曾洪易，在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况有所透露。该文题为《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几点意见》，发表于《斗争》第42期，1934年1月12日，其中记录了相关信息。

1933年，根据中央财政部的收入统计数据，截至当年一月至八月，国营企业的总收入仅为十万零七千一百八十八元，这一数额亦涵盖了各类生产的盈利。

经众多学者深入探讨，关于中央苏区时期根据地所售钨矿的产量及贸易总额，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一种观点认为，自中华钨砂公司成立以来，直至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其累计生产的钨砂总量达到4193吨，这一数字占据了当时江西省钨产量总量的18%，其出口价值更高达430万银元。

第二种观点指出，在中央苏区时期，钨砂的总产量达到了7890吨，这一产量为中央苏区带来了高达620万银元的可观收入。至于第三种观点，其数据则显示钨砂的总产量为4020吨。

不论何种立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中央苏区时期，钨砂的产量已超过4000吨，所换得的大洋数额介于400万至600万元之间。

如此庞大的收入，几乎占据了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钨砂在当时的中央苏区可谓举足轻重。

红军所获颇丰，而陈济棠凭借对路线和合同的掌控，获利自然更为丰厚。或许正是因此，在红军长征前夕，面对红军借道的请求，陈济棠最终作出同意的决定。中央红军得以顺利突破封锁，踏上长征征程，中国革命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