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主席就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八大通过的党章里面有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毛主席后来说过，以后他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对毛主席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干部群众中有顾虑，可毛主席始终坚持。这样，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中央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布局之际，朱德同志提议由刘少奇同志出任国家主席一职。负责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人事安排的具体事务由中央书记处全权负责。当时，邓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朱德同志特地给邓小平同志及书记处致信。

信中言：“我建议将刘少奇同志推荐为国家主席候选人，实为适宜之举。刘少奇同志享有崇高的威望，具备卓越的能力，且对人民革命事业忠诚不渝，深受党内外以及国内外革命人民的尊敬与一致认可。”

少奇同志在党内会议之上屡次谦让，力荐其他同志担纲重任。中央在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决定提名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

1959年四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与会者一致同意将刘少奇同志推荐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国家主席候选人。刘少奇同志对党的组织原则有着深刻的认识，一旦党作出决策，他便毫不犹豫地服从，不再多言。毛泽东主席也针对此事发表了专门讲话。

1959年4月1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我担任着一定的职务，但主要负责的并非日常事务。我的管理频率有时高有时低。至于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那便是少奇同志。每当我离开首都北京，都是他接替我处理这些事务。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数年，从延安时期起便是如此，而现在来到北京也已十个年头了。”

在延安期间，若我前往重庆，肩负代理我工作重任的正是少奇同志。就其担任国家主席一职而言，他无疑是更为合适的人选。这并非意味着朱德同志不适宜，而是在比较之下，少奇同志显得更为适宜。同时，朱德同志也极力向组织推荐少奇同志。

于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光荣地被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结束的那天，刘少奇同志完成会议任务后返回家中。当时，我家位于中南海西楼甲楼，工作人员与家人纷纷涌出，纷纷与他握手致意，共同表达着对他们领袖的祝贺之情。

少奇只是向众人轻轻一点头，面容上未露丝毫笑意，一如既往地举手示意，便转身步入了他的办公室。

我未曾向他道贺，我深知他的心境。他常言：“人民将信任赋予你，你便绝不能有负这份重托。”

彼时，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失衡，民众生活日渐陷入困境，国际间反华势力愈发猖獗。他正是在此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肩负起国家主席的重任，肩上担子之重，使他难以展露笑容。

在那国庆佳节，我国《人民日报》等众多报纸头版首次刊登了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标准画像。然而，少奇同志对于刊登他的照片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表示：

“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贯穿一切工作。毛主席身为党的主席，因此展示毛主席的照片是适宜之举。”

部门提出对外问题。

“为何要缩小？应一样大小！”最终，这一决定得以确立。

自此，每逢国庆佳节，刊登毛主席及少奇同志的标准画像便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此风延续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谈及庐山会议，我仍记忆犹新。1959年6月27日，我与少奇同志一同乘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目的地为武汉，随后转乘前往庐山。铁道部特地派遣了一列专列，除少奇同志外，朱德、彭德怀同志也同乘此列。

邓小平同志不幸因跌倒而腿部受伤，遂在家中休养，未能前往庐山。

在从北京驶向武昌的旅程中，每当列车停靠于重要站点，我们常目睹车站旁堆积如山的碎铁。

夜幕降临，偶尔可见铁路两侧火光冲天，原来是在进行大规模的钢铁冶炼。人们将参天大树锯切成段，烧制成焦炭，进而用于炼铁作业。

偶有时刻，我与少奇同志一同下车漫步。彭老总亦时常走下阶梯，步入绿意盎然的小径。一日，我们在一处车站偶遇一垛堆积如山的废铁，细观之下，竟多为破碎的铁锅所化成的铁片，乃是炼制钢铁的原料。彭老总见状，脸色不悦，对这一做法颇多微词。

抵达武汉后，我和少奇同住在武昌，那里距离毛主席的住处颇为邻近。毛主席亦于28日抵达武昌，彼时他方才完成了对湖南的实地考察。

抵达武汉的次日，即6月29日，毛主席特地通知刘少奇同志，前往一艘泊于长江之上的船舶进行会面与商讨。会议结束后，凡愿意者均可一同在长江畅游。

主席特别交代，要我一同前往。事实上，我的游泳技艺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亲授的，因此每当主席游泳，他时常会邀我同行。

会议于船上圆满结束后，主席便毅然下水畅游。鉴于少奇同志肩周炎困扰，无法随行。我跃入水中，畅游一番。毛主席亲切地勉励我：“下水游一段，让水流冲刷一番，便不再畏惧了。”片刻后，我便回到了岸边。

于更衣之际，因对这片由当地部队所安排的区域尚不熟悉，我不慎踩空，导致足踝扭伤。

6月30日傍晚，相关部门安排了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共乘一艘船舶前往九江。船上设有两大一小两间包舱，毛主席选择了宽敞的那间，而我与少奇同志则居住在较为狭小的那间。

7月2日，庐山见证了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的重要会议的开幕。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在于深入梳理和总结“大跃进”时期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

分组讨论依照六个大区进行划分。少奇同志归属于中南小组。会议初始，氛围显得格外轻松。日间，众人聚首一堂进行研讨；入夜，舞会与演出亦时常上演。鉴于多数同志这是首次踏上庐山，他们便趁着会议的空隙，纷纷踏足山间，尽情游览。

在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败之际，少奇同志曾赴庐山疗养。转眼间，三十余载光阴荏苒，许多地方都已物是人非，他亦对周遭环境感到陌生。因此，他心生游览各地之念，以期重温旧地。

少奇同志提出想要登临庐山之巅，观赏长江与鄱阳湖的壮丽景色，于是我们一同前往。途中偶遇毛主席从山顶步下，主席远远见到我手持拐杖，便关切地询问我的腿疾。我回答一切安好。

后来，我在若干不同场合多次遇见了主席，他看上去心情愉悦。他甚至戏称这次会议为一场“神仙聚会”。庐山会议的前半程确实表现得相当积极。不仅氛围轻松融洽，与会者还纷纷总结经验，努力纠正“左”倾错误。

至7月14日，彭德怀同志致信毛主席，就“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表达了个人的见解，其中部分言辞在当时显得尤为犀利。

7月16日，毛主席亲自为彭德怀同志的信件添加了标题，题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会议上予以印发。至此，与会人员方始得知彭总曾致信主席。

彭总的亲笔信送达少奇同志手中之际，首当其冲的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两位同志。他们一致认为，彭老总的信文辞优美，深刻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并高度赞扬彭总勇于提出宝贵意见的勇气。

会议议程随即转向了对彭总来函的深入探讨。在此次讨论中，少奇同志并未就彭总的信件直接表达个人看法。他提出“充分阐述成绩，透彻剖析不足”的观点，这一提议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

7月23日清晨，会务组突然传来紧急通知，宣布上午将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将发表讲话。然而，原定议程中并无此安排，因此，少奇同志前一晚直至深夜才服用安眠药得以入睡。听闻是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我立刻将他唤醒。尽管安眠药的药效尚未完全消退，他还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出发了。

少奇开会回来，气氛不对。

秘书吴振英同志与少奇同志一同赴会。返程后，他急切地言道：

“毛主席发火啦！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会议结束之际，胡乔木同志与少奇同志一同来到了我们的居住地。

乔木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肩负着会议文件起草的重任。该文件初稿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旨在纠正若干“左”倾倾向。他向我透露，自己也是在昨晚服用了安眠药后，于清晨被紧急召集开会，至今仍感到头昏脑胀。

在位于我们居住地的这家小餐馆中，少奇、乔木与我三人共进午餐。餐间，我听到了他们关于文件议题的讨论。乔木表示，鉴于当前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原先的文件是否仍适用？是否需要继续执行？而少奇则回应道：你们继续撰写文件即可。

随后，会议转入了批判彭德怀同志的阶段，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指称他属于反党小集团。鉴于黄克诚同志（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均支持彭德怀同志的观点，他们亦未能幸免，被划为反党集团的一员。

张闻天等同志拜访了少奇同志，提出疑问：我们上山后已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情况，毛主席还夸赞我们汇报得很好，为何现在又对我们进行批评？

少奇语塞，唯有轻声提醒：“请大家耐心聆听众人的意见。”

应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仅限于省级行政级别，不得进一步向下传达。同时，他提议制定一份旨在持续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并分发至县级以下的所有单位。

少奇要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回顾经验教训时指出：若当时高层遏制了右倾，基层亦能抵制“左”倾，局势或许会更为理想。

毛主席听闻此事，便对胡乔木同志进行了批评：“既然党的副主席已吩咐你完成撰写，自当遵命，不履行这一职责实属不当。”

大约是在七月二十几日，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拨通了刘振德秘书的电话，邀请我前往芦林水库一同游泳。我立刻寻找起游泳装备。在即将出门之际，我感到有些寒意，便又找来了一双丝袜穿上。少奇瞥了我一眼，说道：“哦，你还穿了丝袜呢！”

芦林水库地处毛主席所居住的“美庐”附近。毛主席常于此地畅游，间或还会邀请几位同仁共赴池畔，畅谈甚欢。

听闻昨日，王任重同志曾应邀与主席同游此地。我抵达芦林水库时，毛主席及几位同志正沉浸在水中畅游。我向主席致以问候，随即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同畅游。

在稍后的休息间隙，主席热切地询问我：“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向他解释道：“少奇同志不幸患上了肩周炎，病情尚未痊愈。近期工作压力较大，他倍感疲惫，因此来到此地后并未参与过多活动。”

毛主席严肃地指示：“请转告少奇同志，不必过于紧张。会议结束后，请他寻个清静之处稍作休息。”

少奇同志那段时光确实颇为紧张。自毛主席批复了彭总的来信后，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整日闭门不出，深陷于办公室之中，要么翻阅材料，要么沉思问题，对于任何娱乐活动都提不起兴趣。每晚，他都需要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一日凌晨，少奇服下安眠药，稍作阅读文件，起身前往洗手间，不料“啪”的一声重重地跌倒在地，竟毫无知觉。

我顿时一惊，急忙拨通了工作人员的电话。众人齐心协力，将少奇迅速抬至床上。

医师敏捷地为患者把脉，测量血压，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众人这才稍感安心。然而，少奇依旧昏昏欲睡。医师推测他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物。

午后，少奇从睡梦中醒来，我将眼前的情况向他娓娓道来。他轻笑一声，回应道：“我并不知晓。”

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毛主席再次提议，让那些原本滞留北京的中央及军队干部一同前往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并形成决议。在此期间，毛主席多次邀请我一同游泳。

一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邀我一同游泳。恰逢我正前往观赏含鄱口，徐业夫同志更是亲自驾车前来寻我。不久，江青同志亦抵达庐山。她自广州而来，身边还携带着数位协助她进行摄影的摄影师。

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

欢声笑语中，江青还特意为我们拍下了合影。不久，电话铃声响起，有人告知江青，天上的云彩正缓缓降临，邀请她赶紧前往拍摄。原来，她早已在庐山仙人洞精心挑选了绝佳的景致，并派人提前在那里等候。她话音未落，便匆匆离去。

于是，我们便前往水库游泳。毛主席亦一同下水。一番畅游之后，我们已是午时。主席热情地留我们共进午餐。菜肴已备好，然而江青尚未归来。虽催促了两回，她依旧未见身影。众人提议：“不如请毛主席先行用餐，以便及早休息，我们等待江青同志到来后再一同用餐。”毛主席却爽朗回应：“咱们就一起用餐吧！”

众人落座不久，江青便返身归来。她瞥见眼前之景，脸色立显不悦，愤然道：“自家的文章固然是好，但别人的妻子却是更佳。”主席闻言，不禁开怀大笑。

我未曾料想，江青竟在众多人以及孩子们的注视之下，言辞如此放肆，令我深感意外。无奈之下，我只好假装未曾听见，急忙为她腾出座位，随后询问她的摄影经历，这才使她逐渐恢复平静。

此后，毛主席挥毫为江青所摄的庐山仙人洞之景题写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句。

在庐山会议的过程中，发生了令人惋惜的180度大转变。这一变化，我认为，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彭总在发言中确实有言辞不够得体之处，比如提及当年在延安举办的华北会议时，指责了他长达四十日的非议。此外，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或许需要苏联红军的协助才能解决。恰在此时，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传来了情报，其中收录了苏联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批评材料，其措辞与彭总所言颇为相似。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北京向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透露：“此刻，你完全可以发动一场政变。”在庐山会议前夕，苏联政府亦正式向中国传达了停供我们制造原子弹所需设备的决定。结合彭总在会议召开前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数国，所受到的热烈欢迎等一系列情况，人们普遍认为他背后有着国际势力的支持，是在为民众发声，秉持“为民请命”的信念。

在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主席的立场，并对彭德怀同志的行为进行了不当的批评。尽管刘少奇同志认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提出问题，即便意见有误，也不应被视为错误，但他并不认同彭德怀总司令的做法。当时中央，包括毛泽东主席，已经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德怀的做法似乎在追究个人责任，这难道不会引发党的分裂吗？刘少奇始终将党的团结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

在庐山召开针对彭总的会议时，毛主席通常不会出席。然而，由于少奇同志与周总理等人均身处工作一线，他们不得不出席并主持会议。在会议过程中，有时会场秩序混乱至极，甚至有人试图对彭总动手，幸得少奇同志及时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