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7日，网红“罗大美”尚某锋被勒颈割喉，尸体掩埋于红薯窖中。两年零四个月过去，他的遗体仍未入土。2025年12月5日，河南省高院将开庭审理此案二审。一纸判决背后，三条人命、两个死刑、一个从犯认定，牵动公众对司法正义的审视。

这起案件的核心，不只是恶行本身，更是判决背后的法律逻辑：为何主谋余金生死刑，同为主犯的沙玉姣却仅获死缓？被认定为从犯的杨恒，是否真的罪责较轻？这些问题，指向中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深层原则。

根据刑法，故意杀人罪一般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同时构成抢劫致人死亡，亦可判死刑。但司法从不机械套用条文。在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认定，取决于实际作用——谁起意、谁组织、谁动手、谁灭迹。余金生策划绑架、亲自杀人、操控手机拖延报警，其行为贯穿犯罪始终，属“罪责最重的主犯”，死刑判决符合司法惯例。

沙玉姣虽未直接杀人，但参与共谋、协助转移被害人、接收并处置赃款，作用关键，依法应为主犯。然而，其归案后坦白、提供赃款线索，且非犯意提起者，法院据此判处死缓，体现“宽严相济”政策。类似判例已有先例：2025年广东邓某黄某抢劫致死案中，直接行凶的黄某因非组织者、有悔罪表现，亦被改判死缓。

杨恒被定为从犯，争议最大。他以谈生意为由诱骗被害人，为犯罪创造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是否构成主犯，需看其是否参与核心暴力行为或决策。现有信息显示，杨恒未参与杀人、未分得巨额赃款、未参与后续掩盖，法院据此认定其起“次要作用”，依法减轻处罚。尽管被害人家属质疑其作用被低估，但司法需以证据为基础，而非情绪推动。

二审将至，焦点不在是否严惩，而在如何精准惩处。司法不是复仇工具，而是理性裁量的体现。从邓某案到罗大美案，法院对主犯内部再分轻重，正是避免“一刀切”式量刑的进步。这种精细化，既防止轻纵，也防止过苛。

正义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分寸。当法律在血案之后仍能保持冷静，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