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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登基称帝,建立隋朝。八年后,他挥师南下灭陈,结束了自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天下重归一统,万里江山尽在掌握。
杨广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他熟读诗书,工于诗文,又懂兵法韬略。开皇八年,年仅二十岁的他就被父亲任命为伐陈主帅。这位年轻的晋王,率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渡江南下,不到三个月就攻破建康,俘虏陈后主,完成了统一大业。
回到长安后,杨广在朝中声望日隆。他礼贤下士,结交贤能,朝臣都称赞这位晋王贤德有为。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驾崩。一个月后,杨广在大兴城登基,改元大业。时年三十五岁的新皇帝,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创一番伟业。
贞观年间的某个深夜,已是盛世之君的李世民批阅奏章到深夜。案头摆着一本《隋朝典章制度汇编》。他翻看着这些条文,思绪万千。这位被后世称颂为千古明君的皇帝,用的朝廷制度、官员选拔办法、运河漕运体系,几乎全是前朝那位"暴君"留下的。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一个被后世骂了千年的皇帝,他创立的制度却被后世用了千年。
【一】一条河养活一个国家
大业元年三月,刚刚登基不到一年的杨广,下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诏书。他要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早在开皇四年,隋文帝就曾命人开凿过广通渠,从长安通往黄河。那条河长三百余里,让关中的粮食运输方便了许多。杨广要做的,是把这个工程扩大十倍、百倍。
他的计划宏大得惊人: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向北开凿永济渠,通达涿郡;向南开凿通济渠和邗沟,直抵余杭。整个工程完成后,大运河将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
大业元年四月,通济渠工程正式开工。朝廷征调河南、淮北百余万民夫,日夜赶工。这条河从洛阳西郊引谷、洛二水入黄河,东段从荥阳引黄河水,沿汴水南下,直通淮河。河道宽四十步,约五十八米,两岸修筑御道,种植杨柳。
三年后,大业四年,杨广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这条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全长一千多公里。又过了两年,大业六年,江南河开通,从京口直达余杭,长八百余里。
至此,一条贯通南北的水上大动脉终于建成。从杭州到北京,从长江到黄河,从富庶的江南到荒凉的塞北,全都被这条人工河连接起来。
代价是惨重的。史书记载,"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多少民夫累死在工地上,多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百姓们恨透了这条河,恨透了下令开凿它的皇帝。
天宝年间,唐朝每年从江南运往长安的粮食多达四百万石。开元盛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条运河。没有它,长安城要饿死人。
北宋时,开封作为都城,养活百万人口,全靠运河漕运。宋人写诗:"汴水流,汴水流,千里供养三百州。"
元朝在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修建了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这条河更是朝廷的命脉。
一条河,养活一个又一个王朝。骂杨广修河的人千千万,用这条河的人也是千千万。这笔账该怎么算?
【二】科举改变中国
大业元年七月,杨广刚处理完运河开工的事务,又做了另一件大事——他下诏设立进士科,正式创立科举制度。
在这之前,朝廷选官靠的是九品中正制。这套制度从曹魏时期就开始实行,按照门第出身选拔人才。世家大族的子弟,不管有没有才学,都能做高官。平民百姓的孩子,再有本事也只能做小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隋文帝时期,已经开始尝试分科取士。开皇七年,他下诏各州每年举荐三人到长安参加考试,通过者可以留在朝廷做官。这是科举制度的雏形。
杨广把这个制度进一步完善。他设立了进士科,主要考察对时务政策的见解。这种考试不看出身,只看才学。只要你有本事,写得出好文章,就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场。
门阀世族气炸了。几百年来,官位都是他们家族世袭的。这个新制度,是在砸他们的饭碗。可是杨广不管这些,科举照推不误。
李世民继承了这套制度。贞观年间,他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笑着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个"彀"字,本意是张开的弓弩。李世民的意思是,天下有才之人,都被他用这张网给网住了。可他心里清楚,这张网是谁先织起来的。
从隋朝到清朝,科举制度用了一千三百年。这一千三百年里,多少寒门子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多少平民家庭因为一个进士光宗耀祖。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因为这套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三】三省六部,权力的精妙平衡
开皇元年,隋文帝创立了三省六部制。这套制度的核心思想,是把原本集中在丞相一人手中的权力,分散到三个机构。
三省是指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一道诏令要经过三道关卡,才能最终颁布实施。
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管人事,户部管财政,礼部管外交和文化,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工程建设。每个部门各司其职,互不统属。
这套制度妙在哪里?妙在制衡。内史省起草的诏令,门下省可以驳回。尚书省执行时发现问题,也可以上奏。三个部门互相牵制,谁也没法一手遮天。
杨广继承了父亲的这套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他让三省长官轮流值班,共同议政。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三省会议讨论,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李世民用的就是这套制度。他把门下省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让侍中和给事中有更大的封驳权。任何诏令,只要门下省认为不妥,都可以驳回重议。
贞观年间,魏征就多次驳回李世民的诏令。李世民虽然生气,却不得不承认这套制度的好处。有了这些制衡,皇帝就很难一意孤行,政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这套三省六部制,从隋朝用到唐朝,又从唐朝传到宋元明清。一直到清朝灭亡,这套框架都没有根本改变。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套制度的生命力。
【四】征伐高句丽,战略与失误
大业八年正月,杨广集结了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开往辽东。这是他登基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目标是征服高句丽。
高句丽这个国家,占据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国力不容小觑。隋文帝在位时,就曾想征服它,但没有成功。杨广登基后,高句丽王高元拒绝入朝朝贡,还暗中与突厥勾结。这让杨广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个东北霸主。
从战略角度看,征服高句丽确有必要。这个国家卡住辽东要道,不断向南扩张,威胁中原北疆安全。打下高句丽,不仅能收复汉朝旧地,还能震慑周边各国,巩固隋朝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
问题出在执行上。杨广这次出兵,规模空前,却更像一场武装游行。大军分二十四路,首尾相接,旌旗千里不绝。每支部队都带着华丽的装备,铠甲、旗帜各有颜色,看起来威风凛凛,实际上行动缓慢。
更要命的是,杨广下令设置"受降使者"。只要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必须停止进攻。这个命令被高句丽利用,多次假意投降,换取喘息时间修补城防,然后继续抵抗。
第一次征战惨败而归。出征的三十万大军,回来时只剩两千七百人。资财器械损失无数,将士士气大挫。
杨广不甘心。大业九年正月,他再次发兵。这次他吸取教训,允许将领"便宜从事",不必事事请示。隋军围攻辽东城二十多天,眼看就要攻破。没想到后方出事了——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叛乱。杨广不得不撤军平叛,第二次征战又以失败告终。
大业十年四月,杨广第三次发兵。这次高句丽扛不住了,遣使请降,送还逃亡的隋朝叛将斛斯政。杨广见好就收,班师回朝。
可是高句丽王高元根本没打算真的臣服。他只是缓兵之计,等隋军撤走,立刻翻脸不认账,拒绝入朝朝贡。杨广大怒,还想再征,可是国内已经乱成一团,再也没有力量了。
四十年后,唐高宗派李勣率军攻打高句丽,终于在总章元年灭掉了这个国家。唐军用的战略,很多都是从隋军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杨广看对了方向,却走错了路。
三次征讨高句丽,掏空了隋朝的国库,榨干了百姓的民力。为了支持战争,朝廷征发数百万民夫运粮,从山东到辽东,道路上挤满了运输队伍。很多人累死在路上,尸体堆积如山。
农村的青壮年都被征走了,田地荒芜,粮食减产。老弱妇孺守着空荡荡的村庄,连饭都吃不上。有人为了逃避徭役,不惜自残肢体,砍断手指或脚趾,这叫"福手福足"——能保住性命,就是福气。
大业七年开始,各地起义蜂起。王薄在长白山聚众起事,窦建德在河北举旗,杜伏威在江淮造反。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
朝廷派兵镇压,却越压越多。将领们疲于奔命,兵力分散,反而给了起义军可乘之机。隋朝的统治,在战争和起义的双重打击下,开始土崩瓦解。
大业十二年,杨广离开洛阳,南下江都。他不是不知道形势危急,可是他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了。在江都,他整日饮酒作乐,仿佛要用醉意麻痹自己。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日,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这天深夜,叛军冲进江都宫,杀死了杨广。这位曾经雄心勃勃要开创盛世的皇帝,就这样死在自己的禁军手中,时年五十岁。
隋朝灭亡了。可是杨广留下的那些制度,那条运河,那套科举,那个三省六部,却被继承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他的儿子李世民,后来成了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李世民用的那套治国体系,有多少是杨广留下的遗产。
【五】唐朝的"拿来主义"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这位新皇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朝廷的官制和律法。
翻开《唐律》,内容与《大业律》惊人地相似。三省六部的架构,完全照搬隋制,连官职名称都没怎么改。唯一的区别,是把隋朝的内史省改回了中书省,把民部改成户部——因为要避李世民的讳。
李世民登基后,对隋朝制度做了更详细的研究。贞观三年,他召集大臣商议修订律法。房玄龄主持编纂《贞观律》,翻来覆去研究《大业律》,最后发现改不了多少。杨广定的那套法律,逻辑严密,条理清晰,量刑适当。
房玄龄感慨地说:"杨广虽然是暴君,可他定的律法,却是公允的。我们研究了半天,觉得不需要大改,只要在细节上修订就行。"
李世民沉默了。他想起父亲李渊起兵时,打的旗号就是"反隋救民"。可是现在建立了自己的朝廷,却发现隋朝的制度实在太好用,舍不得扔掉。
科举制度也是一样。贞观年间,李世民大力推行科举,录取的进士名额比隋朝多了好几倍。他还在殿试制度上做了创新,让皇帝亲自考察进士。这种做法,让科举更加公平公正。
可是科举的基本框架,还是杨广定下的。考什么内容,怎么选拔,怎么录取,唐朝基本都沿用隋制。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在两仪殿召集重臣议事。话题不知怎么就扯到了隋炀帝。大臣们自然是一通痛骂,说杨广如何昏庸,如何暴虐,如何祸国殃民。
李世民听着听着,突然摆手制止。他说:"你们知道吗?朕这些年用的制度,十之八九都是隋朝留下的。三省六部是隋制,科举取士是隋制,大运河是隋朝开的,东都洛阳是隋朝建的。就连朕修的这些律法,也大多参照《大业律》。"
殿内瞬间安静。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接话。
李世民继续说:"杨广做的这些事,哪件不是利国利民?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太急。好事做得太快太猛,百姓承受不住。就像猛药治病,药方对了,可是剂量下重了,人受不了。"
这番话说得很公道。杨广不是不知道什么该做,他是太想把一切都做成,而且要马上做成。修运河,修东都,征高句丽,改官制,推科举,短短十几年,干了别人几辈子的事。国家被掏空,百姓被榨干,最后天下大乱。
李世民看清了这一点。他继承了杨广的政策,却改变了杨广的节奏。同样是改革,李世民慢慢来。同样是征战,李世民挑时机。同样是建设,李世民考虑民力。
一个慢,一个快。一个成了千古明君,一个成了千古暴君。可是骂杨广的人,却在用着杨广留下的遗产。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六】大运河的千年功业
贞观初年,关中闹饥荒。粮仓空虚,百姓挨饿,长安城人心惶惶。李世民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户部尚书戴胄奏道:"江南粮食充足,可以调粮北上救急。"
李世民问:"怎么运?"
戴胄答:"走大运河。"
就这样,数百万石粮食从江南出发,沿着运河北上,源源不断运到长安。贞观之治能够实现,这条运河功不可没。
天宝年间,唐玄宗在位。那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这么多人吃什么?靠的就是运河漕运。每年从江南运来的粮食多达四百万石,养活了整个关中。
开元盛世的繁荣,离不开这条河。没有它,长安城撑不了一年。
诗人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意思是说,大家都说隋朝因为修运河而灭亡,可是直到今天,这条河还在发挥作用。如果不是杨广修河时太奢侈,光凭修运河这件事,他的功劳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比。
这话说得很公道。杨广修河时,确实太讲排场。他造龙舟数万艘,每次巡游江都,都要带着数万宫女和文武百官,拉纤的民夫就有八万多人。这种奢靡作风,确实该批评。
可是河本身,却是实实在在的功业。一条河,连接五大水系,贯通南北,养活了无数人。这笔账不能因为杨广的奢侈,就一笔勾销。
北宋时,运河更加重要。开封作为都城,地处平原,交通便利,却不产粮。百万人口吃什么?全靠运河运粮。每年从江南运来的粮食,养活了整个开封城。
宋人写诗:"汴水流,汴水流,千里供养三百州。"没有这条河,开封城一天都撑不下去。
元朝定都北京后,在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修建了更加便捷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这条河更是国家命脉。朝廷的粮食,全靠运河运输。
一条河,从隋朝用到清朝,用了一千三百年。多少朝代因它而兴,多少百姓因它而活。骂杨广的人千千万,用这条河的人也是千千万。
【七】历史的公道
大业十四年,杨广死在江都。消息传到长安,李渊正在筹备登基大典。
有大臣建议,应该对隋炀帝的暴政进行清算,废除他定下的一切制度,彻底与隋朝划清界限。
李渊摇摇头:"隋朝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好的。我们要继承它,完善它,而不是废除它。"
贞观年间,李世民下令编纂《隋书》。主持编纂的是魏征。这位以直言敢谏闻名的大臣,下笔极狠。他把杨广写得十恶不赦,简直是人神共愤。
可是魏征一边骂着杨广,一边建议李世民保留隋朝的制度。有人觉得这很矛盾,魏征却说:"人和政策要分开看。杨广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可他定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好的。我们批判他,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为了否定一切。"
李世民深以为然。他后来跟大臣聊天时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的这面镜子,就是杨广。他让朕明白,再好的政策,如果实施得太急太猛,也会变成灾难。"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做对了,功劳归别人;做错了,骂名归自己。杨广修的河,李世民在用。杨广定的制度,李世民在用。杨广创的科举,李世民在用。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只有杨广如何暴虐,如何昏庸,如何祸国殃民。
这公平吗?不公平。可是历史从来不讲公平,只讲成败。
杨广的问题,不在于他做的事情是错的,而在于他做得太急。他想在短短十几年里,完成别人几辈子才能完成的事业。他想让隋朝立刻强盛,立刻繁荣,立刻成为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
这种急躁的心态,注定了他的失败。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批阅《隋书》的草稿。看到杨广的传记,他沉默良久,提笔写下一段批注:"杨广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是太想做对的事。可是他忘了,治国如烹小鲜,不能操之过急。"
这段批注,后来被删掉了。史官们觉得,对一个暴君,不需要这么公正的评价。
可是李世民知道,他欠杨广一个公道。没有杨广打下的基础,哪来的贞观之治?没有杨广开的运河,哪来的开元盛世?
只是这个公道,他没法给。因为政治需要一个反面教材,需要一个警示牌。杨广就是那个反面教材,那个警示牌。
他的制度可以用,他的运河可以用,他的科举可以用,但他这个人,必须被钉在耻辱柱上。这就是政治的残酷。
长安城外,隋炀帝陵早已荒凉。很少有人来祭拜这位皇帝。毕竟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暴君、昏君、亡国之君。
可是那条运河还在流淌,那套制度还在运转,那个科举还在选拔人才。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见证着一个"暴君"的另一面。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人可以既有功又有过,可以既创造辉煌又带来灾难。杨广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钉在耻辱柱上一千多年了。可是他留下的遗产,也被使用了一千多年。
这本账,到底该怎么算?或许,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
唐高宗总章元年,李勣率军攻破平壤,高句丽灭亡。捷报传到长安,已经去世的李世民没能看到这一天。如果他还活着,不知道会不会想起杨广。
那个五十年前就想完成这件事的皇帝,如果多活几年,多给百姓一些喘息的时间,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历史没有如果。杨广死了,隋朝亡了。可是他开的河还在流,他定的制度还在用,他创的科举还在选人。
一千多年的时间证明,杨广做的很多事,方向是对的。他只是太急了,把所有好事都挤在十几年里做完。结果好事变成了坏事,功臣变成了罪人。
李世民吸取了这个教训。同样的政策,他用了三十年慢慢推行。于是他成了千古明君,开创了贞观之治。
可是没有杨广的失败,哪来李世民的成功?没有杨广的探索,哪来李世民的完善?
只是这些话,史书上不会写。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而杨广,是个失败者。
失败者不配拥有公道。
扬州城西,隋炀帝墓在二〇一三年被意外发现。考古人员从墓中挖出了墓志,上面写着:"隋故炀帝墓志"。一千四百年后,这位皇帝的埋葬地终于被确认。
墓很小,很简陋。一点也不像一个开创了那么多制度,修了那么宏伟的运河,做了那么多事的皇帝该有的规格。
可是这很符合杨广的结局。一个失败的帝王,配不上豪华的陵墓。
只是那条运河还在流。一千四百年了,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