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遭受批判，金日成则通过电报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高度赞同”。

沈志华教授透露，得知彭德怀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遭受批判的消息后，金日成随即向中国外交部发去电报，明确表示他高度支持对彭德怀的处理方式，并迫切希望亲自拜见毛泽东，有许多重要之事亟需向他陈述。

金日成对彭德怀的怨恨已深至极点，以至于他采取了近乎“落井下石”的行为。究其根本，这种分歧往往可追溯至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所存在的众多矛盾。

这些分歧自朝鲜战争伊始便贯穿始终。战争爆发时，我国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毛泽东主席甚至是通过外国报纸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随着美军介入，我国为捍卫国家安全而不得不介入战事，周恩来总理曾对朝鲜领导层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朝鲜领导人无视了毛泽东主席多次发出的关于美军可能进行军事干预的警告。

直到1956年，彭德怀和李克农还曾质问金日成：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在战事推进中，双方围绕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三八线以南推进的持续与否、铁路补给线的管控权，以及停战协议签署的适宜时机等诸多议题，接连发生争执。

例如，在谈判初期阶段，尽管朝鲜军队难以单独抵挡美军的攻势，金日成却对停战谈判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断言：“我宁可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当中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金日成却转而期望我国能够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并尽快在停战协议上达成共识。他甚至劝说道，大多数志愿军的战俘在加入志愿军之前曾是蒋介石军队的一员，“为他们而战并无特别重大的意义。”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前线

坊间传言，“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关键时刻，面对战局的不利变化，金日成为了保留实力，不顾整体战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从而导致志愿军遭受了战争中最严重的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重重地给了金日成两记响亮的耳光。

这是真的吗?

“扇耳光”这一传闻之所以至今仍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的关系紧张密切相关。

在军队的统一调度、南进战略等众多议题上，彭、金二人意见分歧严重。他们之间的矛盾重重，其中以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的争议最为突出。

志愿军数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金日成遂察觉由朝鲜方面统一调度中朝联军实属不切实际，于是转而致力于维持朝鲜人民军的指挥自主性。

然而，彭德怀另有所思。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彭德怀曾提及：

“朝鲜党面临的征兵形势异常严峻，16至45岁的男性无一例外地被征召入军。入伍士兵的家属无人问津，普通民众则陷入饥饿的困境。这种缺乏长远规划、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态度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军事指挥显得过于稚嫩，于19日下达坚守平壤的命令，然而，尽管如此，仅有三万人得以成功撤离。”

显而易见，该方对朝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能力持有疑虑。

在首次战役的硝烟中，由于协调不足，朝鲜的党政军民在撤退时堵塞了道路，这不仅让志愿军的行军与作战受到了阻碍，还导致了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等多次不幸事件的发生，这些情况促使彭总开始深思军队指挥权的集中统一问题。

然而，金日成对此事极为敏感，坚决拒绝合作，他主张双方仅派遣参谋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并明确反对人民军总部与志愿军总部过于接近。

彭总渴望让人民军第6师与志愿军并肩作战，而金日成却执意要求将其调离。

彭总提出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撤退数十里以设伏，然而朝鲜方面及苏联驻朝军事顾问联合表示反对。此事最终演变成一场风波，直至莫斯科，斯大林亲自作出决策，表示“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此事才得以平息。

彭德怀勘察前线

缺席生日庆典

彭、金在朝鲜战场的交锋中积怨颇深，这一矛盾甚至波及到了战场之外的范围。

据志司参谋杨迪透露，1952年4月15日正值金日成同志的40岁华诞，朝鲜方面计划举办一场盛大的祝寿仪式。他们曾三次恳请彭德怀同志莅临参加庆典，每次都派遣了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亲自前来邀请，然而彭总却始终坚决拒绝。

彭总曾言，当前战场上的战士们正英勇作战，朝鲜国土遭受敌军轰炸，满目疮痍，民众生活困苦，生计堪忧。在这种背景下，举行40岁生日庆典是否合适？友方领导同志对此表示不满，对彭总心生怨气。

无论彭拒绝参加金日成生日庆典的缘由是否如其所述，这一举动无疑只会加剧双方间的嫌隙。

因南下争议，金日成拍案。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疆场，在第三次战役中，成功将美军及其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驱逐出汉城。当中朝军队的前锋抵达三七线时，彭德怀元帅突然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获悉此事后，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气焰嚣张，指着彭德怀斥责道：“彭德怀，你犯了右倾错误，我必当告发于斯大林，让他来对你进行惩戒！”

于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争执的第三日，金日成莅临中朝联军司令部。他踏入大门，便径直发问：

“盛宴才刚开始，双方才相识不久，怎就早早地结束了？何况，如此重大的事宜，理应先与我商讨一番。”

彭德怀沉痛言。

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至今已历经70个春秋。据统计，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志愿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伤亡人数已超过五万。其中，因疾病和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冻饿而亡的约有五万，总计损失达十万之众。这样的牺牲无疑是巨大的。

金日成静默聆听，未发声。

彭德怀又说：

此外，由于空中优势未能稳固，后勤补给遇到极大挑战，前沿阵地粮食短缺，冬装不充足，在20万英勇指战员奋勇追击的过程中，半数士兵已丢失了鞋子，甚至炊事用具也被丢弃。在酷寒的冰雪环境中，战士们不得不光脚行走、空腹前行，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又怎能继续追击呢？

金日成未发声。

“此外，”彭德怀目光投向金日成，进而阐述他的观点，“据侦察情报显示，敌方撤退至洛东江，意图是借助洛东江的天然防线，于江岸两侧构筑防御工事，诱使我军南进，进而予以围歼。”

邓华插话说：

“终止追击行动是依照第三次战争计划的既定步骤执行的。贵方代表曾参与相关讨论，且该计划已直接呈递至您手中。因此，依据计划行事，便无需额外向您进行汇报。”

金日成听后说：

“我赞同志愿军进行休整，但希望缩短休整周期，建议在休整的同时推进追击行动。例如，可以先派遣3个军进行追击，而其余部队则可在一个月后休整完毕，随后向南推进。”

彭德怀回答说：

“绝不可行，敌人意在诱使我军南进，意图分而治之，逐一围剿。若我军继续追击，必会陷入不利境地。”

金日成又说：

“即便南下征程未能彻底歼灭敌人，若能解放城镇与乡村，拓宽领土，亦是值得肯定的成就啊！”

僵持近3小时。

彭德怀面对金日成的固执，尽管反复陈词亦难打动其心，只得无奈地将一份1月9日的复电递至金日成面前。

“若朝方同志认为无需休整和补充即可继续前进，我方亦表示赞同。人民军可以继续向敌军发起进攻，而指挥权则可交由朝鲜政府直接掌握。至于志愿军，则负责守卫仁川、汉城以及三八线以北的区域。”

金日成阅读完电报后，面色略显尴尬，心中却难掩不甘。他执意不愿妥协于己见，于是第二天午后，便与外交部长朴宪永一同前往联军司令部，表达了他的立场。

“目前，我们尚未给美军以重创，唯一可行的策略便是迅速派遣三支军队，击溃其主力，使其遭受重创。如此一来，美军自会撤离朝鲜。”

“绝对不行，我们不能凭个人意志行事，美军不会遵从我们的意图。抱有速战速决的幻想却缺乏周全准备，只会导致最终的挫败。战争并非儿戏，不能依赖运气。经历了连续的三场战役，若不进行人员和装备的补充及必要的休整，我们又怎能再次取得胜利呢？”

彭德怀的话语愈发激昂，最终情绪激动到拍案而起，他高声疾呼：“若依你们的意见行事，志愿军必将遭受败绩。彭德怀我一向不参与无胜算之战。若你们觉得我不足以胜任，那便请另觅高人！”

金日成与朴宪永目睹彭德怀勃然大怒，随即缄口不言。

有人递送了一封电报，其内容为斯大林所发，特委托金日成转交予拉佐瓦耶夫。

在电报中，斯大林语气严苛，指出拉佐瓦耶夫无视了主客观的现实条件，坚持南下的立场存在严重错误。因此，决定即刻免去其大使之职，并要求其立即回国，静待进一步的处置。

电文强调，彭德怀乃历经磨练的杰出指挥官，曾率领志愿军击败了全球最为强大的美军。彭德怀堪称军事天才，未来一切决策皆应遵循彭德怀的指导。

种种矛盾与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彭、金二人的身上。

金氏的这种怨气，实则源于其一心想要打压延安派，并塑造个人崇拜的企图。

然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或许还在于彭德怀及其率领的志愿军，他们构成了对金日成在党内清除延安派势力的一股重要阻力。

朝战结束后，因美军未从半岛撤退，志愿军亦只得继续驻军朝鲜，直到1958年才全面撤离。此一时期，恰值金日成致力于在朝鲜确立自己的个人崇拜。

为了巩固这种崇拜，首要任务是消除党内如苏联派、南劳派、延安派等各个派系。在这其中，延安派尤为重要，因为该派的核心成员与军队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1955年，金日成对延安派的大规模清洗拉开序幕，这一行动以对延安派第三号人物朴一禹的批判为起点。金日成对朴一禹的指控是，他自诩为中国派来的代表，并宣称“党内不应提拔来自中国的同志担任干部”，指责其从事宗派活动。

1956年，赫鲁晓夫通过党内秘密报告的方式，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这一举动在朝鲜半岛迅速激起了连锁效应。

时任金日成秘书室长的高奉基透露，在秘密报告送达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之际，金正日与朴金喆皆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因座位靠近主席台，得以目睹他们面部表情之变化。

受此影响，稍后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虽严防死堵，与会者发言稿均须经事先审查，凡涉及个人崇拜之言论全被删除，但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仍带头发言称：“正确实行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列宁的集体领导”。

不久之后，延安势力与苏联阵营携手结盟，携手苏联驻朝鲜的使节，共同对金日成施加了集体压力。

1956年8月，双方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正面较量。最终，以金日成取得胜利，延安派核心成员尹公钦、徐辉等四人逃亡至中国作为这场交锋的收尾。

不久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李相朝先后两次向赫鲁晓夫发出信函，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共产党双方的介入。

经过中苏两党深入磋商，最终决定派遣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三位重要代表前往朝鲜，以期调停此次紧张局势。

出发前，毛泽东曾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明确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

毛泽东强调：“即便我们允许那些逃至我国的同志返归故里，他们返程后，务必恢复其党籍与原有职务。”

彭德怀等一行抵达朝鲜后，曾与金日成进行了两次私密而深入的交流。然而，这些会晤的具体细节至今未曾对外公开。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会晤并未成功解决既有的问题。据高奉基透露：

“米高扬和彭德怀在九月全会上，期待委员们站起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结果只有林雄日一个人痛哭流涕地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

米高扬与彭德怀均认同，此情势实乃金日成所实施犹如铁桶般的严密封锁所导致，然而双方均感无力回天。经过会议讨论，接受了我党（即苏联、中国）代表们的意见，决定恢复徐辉、尹公钦等人的党籍。

自此，延安势力持续承受打压，而中朝之间的友谊亦曾一度降至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