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加沙湾，海水残留着煤油与烟尘，不只是夜有腥味，连风都是灰色的。几根旧木桩间，哈立德靠着塑料布围的棚子，睡不着。他反复摸那块银币，就像抚一块嵌在肉里的历史。

“爷爷说过，这是家回得去的证据。”可周遭的混凝土墙让这话变成一种古怪幽默。

这块银币是他的整个家族史唯一能证明还“活着”的部分。其余的，都躲在了故事底下，大概被烟火染黑的那一种深色。

脏乱的营地，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收音机的杂音——已经听不懂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搅成结。那一刻，我突然怀疑，难民营和以色列国歌的广播车，真有可能就隔一条街。城与国，在加沙，常常只隔一堵墙而已。

1948年后的加沙，成了密度惊人的人口拼图。360平方公里上，一个叠一个，有的帐篷用旧水泥袋糊起来，下雨就滴答得像点名。没人能解释清楚，到底是哪个坏了约定：是英国的嘴，还是地球的心。

用不准确的记忆回溯：还得从1917年那封贝尔福宣言算起。英国人心怀“战略平衡”——一纸信承诺犹太人有家，另一纸口头承诺阿拉伯人能独立。两只手各握一根线，战争结束，一切全变成打结的麻绳。

但这世界的荒诞是：所有线头最后都落回一群普通人的锅碗瓢盆里。历史里没给穷人留下说明书。摩肩接踵的逃亡潮，每个家庭都以为自己只是暂居，结果一住就是几十年。时间在泥地里漫长得要发霉。

哈立德并没真去过耶路撒冷。他的“家”，只活在父亲的梦话和银币的凹陷里。新生的以色列大声宣告着国土，难民营里悄无声息地熄灯。二等身份，只能用灰尘作边界，几个孩子曾互叫“国王”，不过是泥巴里的游戏。

相比之下，曾经的日本人远渡南美，海上漂泊——自主选择的“流放”，和哈立德他们的流亡完全反着来。富士山在巴西的移民区，高高立起，可当历史风向一转，很快也轰然塌落。巴西对日宣战，日裔归化者身份一夜间失重，酷烈到连母语都要藏起来。

这反差让人目眩：有些人是有底气地“搬家”，另一些人被迫赶出门外。不同剧本，同一个后台，那些大国交易桌上，谁是女主角不是自己能选的。

在冷战开端，美国和苏联轮番“下注”：前者给以色列撑腰，从“72小时空运物资”到外交保护伞；后者扶持整个阿拉伯世界，却无法给哈立德们一份稳定身份证。地球这一端补丁，那一端的疤痕又被撕开。整整半个世纪，联合国决议书摞起有半人高，却像风刮纸，没一张能安稳落地。

2014年，加沙营地再度被炮火扯碎。那年夏天，营地小孩捡到的子弹壳被误认成“钥匙”。哈立德的儿子笑着问：“能开门吗？”哈立德想起老银币，又想起爷爷的“家”，半晌只摇头。

有意思的是，二战时期的日本反而想收容犹太人——“河豚计划”听起来人道，实则算盘打得精。“把聪明脑袋用来开发满洲”，可惜德美都不领情，犹太人也不肯去。连试图操控别人人生的大国，有时也会发现鱼刺卡在嗓子里。

某天夜里，我翻过南美日本移民特写的旧报纸，看到一个词，“剩者为王”——那是巴西本地人对日裔社会的调侃。几乎和哈立德们在加沙钻空子的生存术如出一辙。只是一个是异乡者自筑高墙，一个是旧城墙下找残羹剩饭的难民。

几十年之后，联合国工作人员手记里写道：“难民营已成延续性存在，不是等待归家只是一种常态。”说是诗，其实只是绝望压缩后的哑痛。我忍不住想，哈立德父亲当年写家信该会怎么落笔？会否遗失邮票，不知寄往何方。

哈立德的营地里，老人们一遍遍修补破衣裳，缝补时讲着永远也走不完的路。每一根线，仿佛都指向“某个真正的家”，可这些家，只剩标本。孤岛效应，难民营变成新的部落，外面的世界永远模糊。

加沙湾夜里传来微弱脚步声，孩子们在晾衣绳下排队找热水。有人在讨论2014年头顶的那场爆炸，谁家丢失了几口锅。有些锅，是从耶路撒冷背出来的，有些从哪来早记不得。每个细节都像难民身份的注脚，边角料，没人读懂。

有人说，日本战后“洗牌”太快，巴勒斯坦人“补课”太慢。但无人能裁判：历史不会给每个民族同样的剧本。对哈立德来说，“回家”是个不准确的动词——他手里的银币还在，可它打开不了一扇存在过的门。

夜色又深一点，他的儿子在旁边睡着了，怀里捏着那枚旧子弹壳。哈立德轻声叹气，这一夜，也许银币和子弹都无法发出声响。但在这片土地上，沉默才是最长的回声。

资料信源已打印贴在木箱底，没人会去读。等风再猛一点，大概连银币的形状都看不清了。

假如你曾在异国土地被某样遗物困住，是会像哈立德收藏银币一样执拗，还是会让子弹壳蒙住童年的想象？洗不掉的煤油味，谁都不舍得先忘掉。